针对春秋战国之际名不副实的社会现状，墨翟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强调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实决定名。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1894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使用宪法一词，要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

英人于七百年前,已由专制之政体,渐变为立宪之政体。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依宪治国笔谈》 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宪法一词流行于1904年，当时许多外国宪法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在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出台当年，中国出洋游历使臣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将《大日本帝国宪法》翻译到中国。他在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写作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

只要在政治生活中制定了宪法，并且按照宪法的规定来安排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实现了宪政状态。注：本文为莫纪宏教授授权的原稿。[26]王锴：《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以司法审查强度为中心》，《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行政权边界意识的观念具体包括：第一，行政权源于公民权。虽然笔者认为权力分立或分工以权力合作为最终目标，但分立或分工却是基本前提。行政权与其他公权力的边界意识，既是对其他权力的尊重，也是合作的前提。[4]曾洁雯：《行政越权的原因及其对策》，《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25]罗军：《行政权与司法权之关系浅析》，《唯实》2011年第7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对平等的要求与呼唤，使得对公民与公民权的关注与尊重以及反思性建构开始成为主流。

再譬如，我国宪法和法律就明确规定，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规范和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规范以及国家机关组织活动原则的规范，只能由立法机关专门行使，行政机关不得享有。而以宪法明示分权与分工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由于行政权可以配置公民权，故也就存在行政权有时也需要或必须进入私人空间，对于私人空间行政权进入的条件就成为行政权的空间意识。[12]关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我国传统行政法对其关注度差强人意甚至没有关注，这与未将公民权视作行政权的来源以及将公民等作为行政对象即相对人[13]的理论息息相关，也与我国行政的革命性手段的历史发展紧密相关。

其四，行政权不得越界行使否则无效，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所以，立法会在要紧的条款中规定行政地域管辖，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产品质量监督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何谓及时，边界意识不很明显，需要完备与培养。[3]杨国英：《反思招工补贴背后的招商逻辑》，《时代周报》2012年9月22日。

行政权限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所不能逾越的范围、界限，是行政权的具体形式--行政职权的三个构成要素（权力主体、权力内容、权力范围）之一。该标准对馒头的工艺、尺寸、检测、包装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国标馒头外观要求必须是圆形，气味有小麦香，体积也不能太小------各地方政府为贯彻执行这一标准，纷纷成立馒头整治工作办公室.国家有必要为馒头的外形制定一个标准吗？馒头必须是圆的吗？政府行为的边界到底在哪里？[5]先人孟德斯鸠有言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6]，给权力包括行政权设定一个界限或边界是所有逻辑的大前提，而这个界限说到底就是法律包括行政法律。

《行政处罚法》第20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行政权的行使因为程序上的先后以及顺序的要求，使得行政权的行使会因时间的要求不同而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同。

这就是原始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是行政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9]显而易见，边界意识的内涵还是比较丰富的。但直至今日，国家、社会、个人关系依然未能完全理顺，仍然是当代政治伦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需要立法对这两种责任予以明确界分，以及对刻意混同这种责任的再责任追究。对于这点，笔者的观点是：其一，在组织边界尚未达到清晰的我国，先清晰后模糊是一个过程，即我国第一个过程还未实现。

意识是一种中枢加工活动。[5]黄温泉：《论行政行为的谦抑性---从馒头必须是圆的谈政府行为的边界》，《江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对于行政权之与司法权而言，因行政权的行使而呈现的行政行为一旦系属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对法院的裁判就应当予以尊重，不得动用行政权去左右行政审判，包括对程序的遵守以及判决结果的履行，曾经发生的公安局警察包围法院抓主审法官的事件如今看来几近荒唐。与此同时，通过判例，对政府侵犯公民权尤其是对行政权僭越公民权的行为予以否定的同时，也就明确了两者应有的界限与边界。

最后，授权决定中应有严格的程序控制。[16]虽然我国古人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当然，在实践中运用法律解释来明确行政权的范围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方法，显然，在我国这里的法律解释仅仅指权力机关对立法的解释，包括权限范域的解释，而非个人所谓的解释法律获法律解释。由于地域的基础性地位，导致发生在某一地域的事务首先必须依靠所在地域的组织或人来管理或处理，至少这样才是效率的，而效率的才可能是公正的。[22]在法治发达国家公民权利意识对行政权有了制约作用，形成对行政权边界主观觉醒。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行政权的空间意识。

在宪法对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边界予以明确的同时，法律应该承担起对行政权限的明示，权限基本含义指管辖权，即管辖范围。但是他们比民主理论家更有信心。

在先秦时代，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有别于同.孔子之前的晏婴就曾说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8]正是在集大成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入到人际关系的思考之中。笔者向来认为，法包括行政法应该由观念、原则、规范三维结构，行政权边界意识观念是行政权依法行政原则、行政权法律规范的最高层级。

行政权限包括横向权限与纵向权限两种。应该说，既然行政权与社会权有根本的区别，那么因各自的行使而产生的责任也就自然不同，无论承担主体还是责任方式，然而，实践中，行政责任社会化或行政责任由社会埋单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这却是一种越界的表现。

其二，对于法律保留原则行政权必须予以基本尊重。由于意识就是对物质的一种心理活动，因此这种反映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各得其所。3.公民权利意识对行政权边界意识的反制作用 虽然权力源于权利，行政权是公民权的让渡，但千百年来，权力对权利的配置甚至剥夺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争取权利成为普通大众的奋斗目标。

[24]行政权边界意识必然要求行政权与立法权的边界清晰，而这种清晰首先依赖于立法权通过其宪法、法律的基本明确，而后方才是行政机关的遵守与不越权。笔者并不否认，作为广义的边界意识一定包含公民权、社会权对行政权的边界意识，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边界意识，虽然这些依然是本文的论述中心，但现实中最主要的的边界意识要求并不限于此。

西方从契约论的角度承认行政权是公民权的让渡或转让，所以从根本性和根本法上明确对公民权的尊重。但从整体上看，缺乏宪法意义上的法律明确，作为基本法的宪法对普遍意义的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边界予以明确才是根本的，是其他法律法规的依据或渊源。

[13]笔者认为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将公民等称为行政相对人的观点本身就是对公民的歧视，应该成为行政参与人或行政共同体。权限意识架构 一段时间以来行政权越界现象频频出现，陕西延安夫妻在家观看黄碟被抓案[1]、警察进京抓记者案[2]、政府强制高职院校学生到富士康公司打工事件[3]等等，这些都被界定为行政越权，即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超越了行政权领域或边界，然而，人们在分析这些案件的成因时将主要目光集中在行政组织体制不健全、机构设置及岗位职责划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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